“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就是我的父亲。
包括我都曾根深蒂固的认为,我的农民父亲,一年能有多少颗稻谷收入,就得有多少滴汗水落下,父母的每日每餐都是他们实打实的自我劳作得来的,他们就这样苦过了六十多个年头。
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我的父亲居然得到了一张国家给予的镇保卡,当时是每月近四百元。这张卡呀,可算是真的神奇了,年年“涨价”,越刷越多,到如今,每月可从该卡里刷出六百多元钱了。
父亲,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他放下了手中的锄头,点了跟大前门牌的香烟,对着田野里正在冉冉升起的旭日开始思考起国家大事来。他纳闷了,国家打哪儿来那么多钱?我这农民一个,就是一年四季啥活都不做,也能拿八千元钱啊。八千元呀,八千元是个什么概念?1988年时,我们家造了三间开的两层的楼房,总计就用了八千多元钱,也就是说,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妻,几乎得用一辈子的农务劳作才能盖起一幢属于自己的乡下楼房。而如今,父亲一年就可以“白拿”国家一幢楼房。我理解父亲,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农活,来想一想我们的国家,想一想共产党,想一想改革开放的好处。
有一次,父亲终于忍不住问我说:“国家哪儿来那么多钱给我们老百姓用呢?”
我说,国家有专门管理养老金的部门,那养老金从哪里来的呢?养老金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每月从工资里交给国家的。国家负责叫年轻人每月按时缴纳养老金的同时,每月按时把这些养老金划到老人们的养老卡上(养老卡有几种,比如,社保卡、镇保卡等),所以,可以说是年轻人在养老年人。
我本想大致应付一下就算了,哪想到他认真的,还真不好对付呢?
父亲说,那也不对呀。就拿我们父女俩来说吧,你每个月交给国家管理的养老金只有一百多元,但阿爸我每月要拿六百多元啊,不是差一点点哦。
我只得向父亲再作解释说,我每月是只有交给国家一百多元钱,但我的单位还要为我交给国家好多养老金呢。父亲说,就算“你一个娃能养一个爹”,那也不够啊。你瞧,咱们村上有一半的老人有镇保卡,可只有几个娃像你那么有出息。父亲把范围扩大了,从“一个孩子养一个父亲”扩大到了“一个村庄的孩子养一个村庄的父亲”了。
我的回答随着父亲的思路推进说,我们村上这些镇保卡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农田被国家征用了,国家征用了我们农民的田地,就给了我们镇保卡作为生活费。国家征用我们农田做什么了,引进外资企业了,我们村上这家外资企业里的年轻人,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他们每月交给国家的养老金,国家会统筹安排的。
我的解释或许与事实上的农民镇保卡的资金来源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对于农民父亲来说,我是无法用十分专业的语言让他明白的,所以只能是大致形象的比喻说明。父亲终于肯定地点头认可了我的回答。
让我没想到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回乡下老家探望父母时,父亲又提出了困惑说,这钱还是不够呀。他说,村上的健身房、篮球场、还有环线车……
父亲说到“新农村”了。
我开始感慨,几乎与此同时的沉浸到了“我们国家打哪儿来有了那么多钱”的问题中;我更开始感叹,感叹曾经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如今生活在新农村里,过上了新生活的同时,他们一个个史无前例地仰起像干裂的农田一样的脸来思考“这样的好日子究竟是怎么来的?”
谁说咱农民没有思想,以前只是没到那种令他们万分激动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个大国来说,农民在思考,就是整个国家在思考,农民幸福了,就是整个国家强盛了。
正巧,我是个在外资从事财务工作的来自农村的娃。出于对父亲不断思考的敬意,更出于对国家确实富裕了的肯定,悄悄拿出了公司里的一张税单,盖着国家税务局大红印章的税单给父亲看。父亲不识字,但不知是这张税单本身具备了引力,还是他看到上面的五百万元而惊呆了。阿拉伯数字父亲还是认得的,我说:
“阿爸你数数看,5下面有几个0”
“有六个0。”
“那就是五百万元。”
我们公司一年仅仅企业所得税就交给我们国家五百万元,还有他们外国老板及干部每月的工资也要交税给我们国家,有一个外国人,他每月的工资税就达到六千多元……
这些可都是女儿我亲手做着的工作,不是听别人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外国人的工资税金那可是实打实的把他们的钱划到我们国家的税金库里去的,这些个划账的银行单子可是女儿我亲手填写的,每月都划。
父亲拿着那张五百万元的税单看不懂还是看的同时,听我说着外国人的个人所得税听的入了迷。
我说,咱们这个村上是只有一家外资企业,可是在我工作的工业园区里,那外资企业可多了去了,一家挨着一家的开,现在都有银行,可以划帐,如果都用现金付的话,那我们国家税务局收款处是点钱都来不及哦。
父亲放下了税单,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红双喜”牌的香烟,点燃后,吸了一口,吐出一口香香哝哝的烟雾,说,这个就是你们一直挂在嘴上说的“改革开放”吧,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即使啥活也不干,一年也可以“白拿”国家八千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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