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捡粪车与高考

作者: 马继禹

              
                           一石激起千层浪

      公元1977年10月末的一个下午，我正与工友们在临沂市原“一四六”门前的排水沟上修桥。忽然，大喇叭里传来一条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并于当年向全国公开招考大学生。我聚精会神地听了好几遍。然而，这个令千百万知识青年振奋的消息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和高兴，而是伤心——显而易见，我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也不可能考取。在我为那些有机会报考者庆幸的同时，更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悲哀。一条新闻打乱了我的心绪，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摇头，我捶胸，我叹气，我想哭，我想叫……回家的路上，我失魂落魄。没吃晚饭，我就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床了，在床上，我辗转反复，昔日的学校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我埋怨老天不能让我再生一次，我痛恨“四人帮”[1]剥夺了我学习的权利，否则，凭我的勤奋和智慧，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个样子。可是，现在，我却挣扎在无底深渊……

      我的家乡就在离临沂城几里地的沂河对岸，父亲故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很小就与哥哥、姐姐和母亲相依为命。1964年，我从村里的小学考入临沂一中初中。当时，这所临沂地区最高级的中学只有四个初中班。虽然常常连野菜稀粥都吃不饱，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初一下学期，我被评为学校为数不多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受到好多同伴的嫉妒。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我们停课“闹革命”。折腾了两年，1968年，怀揣一册《毛主席语录》，我便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高中恢复招生，但由于家庭在“四清” [2]中被作为富农嫌疑清查，上高中当然没有我的份了。（其实，即使上高中，也不可能学到东西，因为老师大都被打倒了。）回乡后，我干过各种农活，拉过车，采过石头，当过建筑工，还外出漂流过，出牛马力，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政治上受歧视，经常受别人的白眼和欺侮。尽管大家都知道我有点才，但是没有人用我，我钻研医学，自学针灸，已经能为乡亲们治些病，可是连个“赤脚医生” [3]都当不上，更不用说民办教师或生产队会计了。相反，我小学时期的一个同学，学习很不好，没上过一天中学，却能当民办教师。更令人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样板戏剧本），没有人理解我，没有知音，没有人给我指引方向。在那漫长的，迷失方向、不敢奢想前途的日子里，我想念母校，想念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可是，想想自己的处境和身份，我不敢去见他们，即使看见他们，也不敢抬起头来和他们说话，自卑和苦恼困扰着自己。有一次，在邮电局干建筑工，看见那儿的工人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单间宿舍，拿着搪瓷碗去食堂打饭，心里羡慕极了。那时，有时也渴望能再有一次读书的机会，但也不敢多想，因为那是做梦也不敢梦的事。1973年，大学招生，但是要单位推荐；尽管我明白是白日做梦，对读书的渴求还是使我壮起了胆走到一位大队干部面前低着头问：“我去考大学行吧？”对我的请求，他连理都没理。

                                   读书梦

      现在，平等竞争的机会来了，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来了，可是，我却没有资格，我能甘心吗？不，我不甘心失去的年华，我不甘心接受命运的摆布，我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我仔细研究了有关通知，发现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老三届” [4]高中毕业生外，“有同等学力者”也可以报考。“同等学力”？我只读了两年初中，能和高中生一样有同等学力吗？这种想法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可是，我决不能让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而且我觉得那两年初中的底子打得特别好，我还觉得我的智商和毅力会使我在较短时间内学完高中两年的课程，达到“同等学力”！

      首先要争取到报名的权利。我打听到我大哥的一个老同学——路老师在公社教育组，就向大哥询问了路老师的住址和情况，然后拜访了路老师，得到了可以报考的肯定答复，这足以让我热泪盈眶、激动万分了！

      我来到母校临沂一中，鼓起勇气拜访了初中毕业前的班主任（当时叫辅导员）金老师，红着脸告诉他：“我想考大学。”金老师没有给我泼冷水，但是他认为：“你连高中都没读，报考大学太难，考中专还差不多。”“可是考中专超龄了。我自学吧。”为了摸一摸自己的底子，我写了一篇作文，托金老师请文科毕业班的语文老师王老师看了一下。王老师认为我的作文比他班里同学写得都好。这无疑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初战

      之后，我到村联中报了名。从纸箱里翻出发黄的课本，又借来几本高中的课本，我便在劳动的间隙里开始了紧张的复习迎考。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生产队[5]组织去离家较远的一条小河去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了挣工分养家（那时要按工分分粮食，如果考不上，没有工分怎么生活？），我只好带着课本去参加工程。白天，在工休时，在寒风中，我捧起了课本；夜晚，当伙伴们聊天或呼呼大睡时，我凑近昏暗的煤油灯看到很晚很晚……

      当我从工地归来时，离考期只有几天了。毕竟时间太有限，实力太弱，我匆忙上阵，结果落榜了，当然分数不得而知，因为当时不公布落榜者的成绩。

                            读书的苦与乐

      虽然初战失败，但是我感觉到高考并不是特别难。重新学习得到的快乐燃起了我学习的激情。听说78年高考继续扩大招生，继续招收往届毕业生，我又开始准备自学应考。当时，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实现现代化，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外语就重要，我初中的外语底子好，就考英语专业吧。

      因为初二只念了半年就停课了，英语只学了三册，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的一册厚。由于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思潮的影响，已经10多年没摸英语课本了。庆幸的是，当时没有收废品的，英语课本和作业本都保存在破纸箱的最底层。我把它们翻出来，发现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但是，我还认识26个字母和简单的单词。
      
      艰难的业余自学开始了！白天，无论是到生产队劳动，还是到自留地去收拾菜园，我都带着课本，在工休时掏出来躲到一边看。书装在身上，容易磨坏，我就用牛皮纸包起来。我借助认识的单词学习音标，反过来再借助会读的音标去拼读单词，并且根据词的构成归纳一些规律。这办法挺管用！干渴了十年的心灵吸收、理解特别快。不久，我就感到提高了不少。每课课文我都反复背诵。课后的练习题，我都要做，苦于没有阅读材料，练习中的小短文，我都要背诵下来。背诵课文非常快，先朗读一遍，再回想一遍，再试背一遍，再对一遍书，就差不多背下来了。检验自己做习题的正确性是靠原来老师批改过的练习本，和练习本上一样就说明做对了。为了巩固记忆，每天学新课之前，我用几分钟快速浏览一下前几天学过的东西。
 
      在学到一定程度后，我到水稻试验站从农大毕业的陈老师那儿借来了英文的农学课本。尽管该课程比较难，我都坚持读熟，其中的词汇和语法都使我受益匪浅。为了检验自己对知识的巩固和充分利用点滴时间，我用做水稻试验标牌的卡片做成单词卡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汉字；我还用硬纸片做成大一些的卡片用来记课文。这样，走在路上（那时步行为主），我也可以不断掏出卡片来学习了。   

      另一个困难就是来自当时的妻子的干扰。当时已经结婚近两年了。由于是委曲求全的婚姻、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和家境贫穷，我时时受到她的谩骂和折磨。在我复习迎考的日子里，也许是她害怕我的成功，对我的无端谩骂和诅咒更加升级。是我的老母亲止住了我的反击：“你是干正事的，哪有时间同她吵架，快考上学，走了就行了。”我忍住了愤怒，擦干了眼泪，在母亲的屋里坚持学习。母亲时常双手合十为我祈祷。妻子的诅咒和谩骂更成了我发奋攻读的动力。“我一定要成功，离开她，离开这儿！”我在心里坚定地说。

      书桌是一个50厘米高、50厘米见方、当年母亲陪嫁用的旧板凳，屁股底下坐的是20多厘米宽的硬板凳。“书桌”上放不开课本，就放在地上。晚上，昏暗的油灯常常烧焦眉毛或头发。夏天到了，大门外是在大街上谈天说地的人们，而我仍然在蚊虫的伴奏下津津有味的“吃书”，有时，我朗读英语的声音过大，传到大街上，引来乘凉的人们的大笑。由于长时间坐在硬板凳上，屁股磨破了，烂了。但是，我不感到苦，比起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来，我觉得还不够；我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坚信我会成功！

                                  老师

      我对图书馆心存感激之情，因为那时我能从县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汉小辞典。这本有音标，有例句，又有用法说明的小辞典成了我的一个老师。我反复续借，直到去学校报到。
 
      另一个使我受益匪浅的“老师”是一台“金猴牌”袖珍收音机。恰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英语广播讲座，又碰巧五金商店卖削价的收音机，10元一台，我凑了10元钱，把它买了回来。它对我来说，确实是pocket radio，我把它装在身上，随时随地地收听，既可以收听英语讲座（这使我的英语水平来了一个飞跃），又可以收听新闻，学习时事政治。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可是我却常常一心二用：边吃饭边收听讲座，边做题边收听讲座；在菜园上翻地，把收音机放在菜地头上，一边干活一边收听。

      随着学习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问题我的确不能解决，怎么办？我想起了母校——临沂一中，我想去找老师咨询，又担心老师已经不认识我了——10年过去了，更不用说我衣衫不整的样子令我抬不起头来。但是，为了梦想，我壮起了胆子，打听到了当年的英语老师——徐老师，想向他求教。徐老师在10年动乱中饱受折磨，虽然已经恢复工作，清瘦的脸上仍然挂着忧虑，他轻声地说：“我现在教物理了，英语都忘了。你去找闵其敏老师吧。”在徐老师的指点下，我找到了素不相识的闵老师，一个个子不高、清瘦的、慈善的老人。我向闵老师做了自我介绍。听说我要学英语，他很赞赏，他说在校生都不愿意学英语。他很热情地帮我解答了一些问题。以后，我把问题积攒下来，就每隔一段时间去请教闵老师。当然，我还是千方百计自己解决问题，把需要咨询的问题降到最少。

                          捡粪车的功劳

      尽管我一分一秒的算计，时间仍然非常紧张。离考期只有几个月了，我不仅要学英语，还有五门别的功课，而且不少东西，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政治，完全是陌生的，要从零开始学。当时，我在农机厂干小工，只能在工休时在轰鸣的机器旁看书，每天只能学几个小时。我还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因此也不能停工在家学习，当然生产队也不会允许一个青年在家里不干活。怎么办呢？经过昼夜考虑，我决定放弃当时很多人都想干的临时工，而去干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不愿干的活——为生产队捡粪。我分析了一下，捡粪有三个好处：一是拣粪自由，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在家学习；二是捡粪要进城，去母校咨询老师方便多了；三是捡粪可以常常去县图书馆查资料、读报。对我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在工厂当临时工怎么也是“二工人”，除了交生产队的，每天可以剩几角钱，对农村青年来说是上等活。而捡粪又臭又脏的，年轻人谁干？可是，我的母亲理解我，支持我。

      我投亲靠友，置办了一辆简易的独轮车，买了一只柳条编的圆筐。我推着独轮车，车把上挂着褪了色的黄书包，在众人不解和鄙视的目光中，开始了捡粪生涯。每天天刚亮，我就推着车子上路，牛粪、马粪、鸡粪、人粪，我都捡着。不到中午，我就捡够一天的工分了。我推着车子，听着收音机，或者背着英语单词或课文回家了。回到家，把粪交到生产队，我可以一直学习到深夜。 

      学英语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下午，村头修车行的人对我哥哥开玩笑说：“你赶快回家看看吧。听说公安局的人来找你弟弟了，因为他整天哇啦哇啦地说外语，人家说他里通外国。”我哥哥信以为真，脸色变了，匆忙回家了。

      捡粪并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当时，为生产队捡粪的人很多。有时看到一堆马粪，可能有两个以上的人跑过去抢。去家属院掏鸡粪，要先征得主人的同意，小心翼翼地问：“我帮你家掏掏鸡粪吧？”有的主人很客气，可有的很凶，有时会受到主人的训斥：“刚刚掏过了。整天来掏，哪有那么多鸡粪！”有时候，捡的太少，就到厕所里去挖一点。那时的厕所都被城区的生产队包了，如果被他们抓住，免不了挨一顿揍。有一次，我就被抓住了。那天，快到下午了，我的粪筐里东西仍然很少。在一中西边当时有个马车店，马车店附近有个公共厕所。我看附近没人，就提着粪桶进去了。刚挖了几锨，看厕所的就进来了，大概他一直在附近盯着呢。他手里拿着铁锨，大声斥责着我。我赶紧把粪便倒回去，跟他出来，向他解释偷粪的原因，唯恐他用那沾满粪便的铁锨打我。他把我叫到一个地方，说他大哥认识我，就算了，以后别这样干了。就这样，我幸运地免除了一顿穷揍。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哪位使我免受惩罚的大哥是谁。在城里捡粪，有时会碰见城里的老同学，这时，特别是看见女同学，我都用草帽盖住脸。尽管重重的困难和怀疑的目光包围着我，我觉得我的知识在飞快的增长，心里有别人体会不到的愉悦。连梦中也在背诵英语单词或数学公式，而且我感觉思考着问题入睡会增强对问题的理解和记忆。
 
                        
                     一本复习提纲

      当时没有政治课本，只有在校生有一本复习提纲。我偶然听到我初中的班主任李老师在红卫中学教务处当主任，便硬着头皮，推着车子步行10几里去拜访这位当年思想极左、歧视我的老师。到了那儿，他没有料到我是去找他的，反而说：“你是来找王主任的吧？”原来，我小学时期的政治老师、教务主任王立德在那儿！王主任曾经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马上改变了主意，找到了十几年没见面的王老师，经过自我介绍，他想起了我，热情地帮我找到了一册十分珍贵的政治高考复习提纲。我的政治高考得了近80分（百分制）和这本复习提纲是分不开的。

                      捡大粪的旁听生

       离高考只有3个月左右了，为了了解高考信息和提高学习效率，我想到毕业班旁听。经金老师热情介绍，高三文班的班主任王老师——接纳了我。我每天早上早早到校，把捡粪车子放在学校角落里，就到班里听课。来回的路上以及中午和课间，我仍然可以捡粪。班里来了一个衣衫不整、推着粪车的大龄青年，使得同学们很好奇。午休时间有两个多小时，我要充分利用，啃完了带来的煎饼咸菜，就在教室里继续学习。打盹了，就到外边读报栏里去看一会报，看到好的东西，就抄下来。偶尔也伏在课桌上打个盹，但绝不敢睡的时间太长。有时刚睡着几分钟，一下子又醒了，跑到教室外用自来水冲一下头再到教室里学习。我虽然是旁听生，不交一分钱的费用，却没有受到任何老师的歧视，反而得到他们的重视，这使我终生难忘！

       当时学英语的人很少，不上英语课，只有一个课外英语小组，总共6个人。我去该小组听了一次课，讲的很浅，辅导老师说：“这些学生学得很少，你来意义不大。”他们用的复习资料是老师用复写纸复写的（那时中国大概还没有复印机）。老师说：“没有多余的，否则就给你一份了。”一个叫李小萍的女生热情地每天借给我一部分。我晚上伏在油灯下，一边读一边抄；为了增强记忆，无不是一个一个单词地抄，而是以句子为单位，读一个句子，一边嘴里都囔着整个句子，一边抄写。这样，抄完了，也背得差不多了。8开的纸，大概有几十页，全部抄下来。当时没有白纸，抄在纸的背面。其他同学也给我不少帮助，有一个男生把他的高中英语课本借给我，说：“我不学英语，你用我的课本吧。”有的同学给我纸。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在各位仁慈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的各门功课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来之不易的准考证

      报名的时间到了。当年的考生特别多，100多人才录取一个。按规定，考生必须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当时叫公社）教育组报名。下午，我忐忑不安地到了公社，担心的事发生了——一位负责报名的不给我报！理由是我不是高中毕业，又不能证明有同等学力。我几乎晕了——吃尽苦头却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我怎么说也不管用，但是我决不甘心。一夜未眠。第二天，我推着粪车，一头大汗赶到了县招生办。那儿的负责人好像已经听说了我的事，热情地说：“完全可以报考。”他马上抓起电话，给公社教育组打了电话，又对我说：“你去报吧，他们要是再不给你报，我们给你报。”我又赶到公社，原先那位拒绝给我报名的老师不但热情给我报名，而且向别人吹嘘起了我。当我拿到准考证的时候，我的手颤抖了 ……

                    似梦非梦

      当高考成绩揭晓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还没去看榜（当时并不直接把成绩通知考生本人），就已经有人说我考中了，但是我不敢相信。我推着捡粪车到了张榜的地方——沂蒙路青年商店附近，墙上贴着大红榜，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挤进人群，从榜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和考号——高出录取线七、八十分！我看了好几遍，“是，的确是我！”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强忍住眼泪出了人群，默默地推起捡粪车，晕乎乎地向家中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铁打的事实——回乡10年之后又要重返课堂，这莫非是做梦？不，做梦也没做过这种梦啊!甚至一直到入校半年以后，我仍然常常在梦中惊醒——高考落榜了，我被讽刺和嘲笑所包围……

      注：[1]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勾结起来，制造混乱，祸国殃民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集团。
      [2]“四清”运动是指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６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当时对农村医务室人员的称呼。
      [4]对1966——1968年高中毕业的三届学生的简称，由于“文革”，他们毕业后没能高考。
      [5]当时农村的集体生产基层单位。农民在生产队干活，不给报酬，记工分，年终决算。

责编：艾中